学苑 | 苏晓军：皮尔士符号学与认知语言学的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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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哲学观、意义观和符号观三个角度考察了皮尔士符号学理论与认知语言学理论，指出二者都反对笛卡尔的二元论而和康德哲学比较接近，二者都认为意义的基础是人类身体经验中的共性，二者对符号的分类之间具有很大的关联性，因此二者之间从本质上来说是相容的。

关键词

皮尔士符号学；认知语言学；相容性

皮尔士（1839—1914）的符号学理论对后来的符号学研究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被广泛誉为现代符号学之父。近年来，皮尔士的符号学理论越来越吸引众多学者的关注。在当代语言学版图上，认知语言学是最具发展活力和发展潜力的语言学分支之一。认知语言学尽管从未承认皮尔士符号学对自身发展的影响，但我们可以发现二者之间从本质上来说是相容的。假如我们承认语言是一种认知系统，而认知又是一种符号系统，我们就会发现皮尔士符号学和认知语言学之间彼此无视对方的存在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我们有必要对二者进行深入思考，以求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一皮尔士符号学与认知语言学的哲学观

二元论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但对此作出最透彻阐释的是笛卡尔。皮尔士是坚决反对二元论的，这一点从皮尔士符号学的理论基础就可以看出。皮尔士符号学理论的基础是他自己提出的三个普遍范畴（universal categories）：一级存在（firstness）、二级存在（secondness）和三级存在（thirdness）。一级存在是个体独立的存在，与其余任何事物都没有联系。不论是否被人感知，这些事物都是存在的，没有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二级存在是对外在事物的意识（awareness），涉及主体与被感知事物的关系。三级存在是提供信息的思想（thought），是认知，是概念，它给我们的心智提供信息，我们是在三级存在里看到符号的运作的。这三个普遍范畴是融为一体无法分割开来的，就像一张纸，虽然有正反两面，但我们无法将它分开。皮尔士对一级存在的阐述充分表明他是坚决反对二元论的。他认为一级存在必须是全新的和自由的，必须与其他一切事物完全分离；它必须先于其他一切综合与区分，完全独立，没有任何组成部分。它也无法被想到，不能被说起。如果你停下来想它，它就飞掉了；你把它说出来，它就不是一级存在了！当亚当睁开眼睛的时候，面对的就是一级存在：他还没来得及作任何区分，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这就是一级存在。皮尔士反对笛卡尔的二元论，和康德哲学比较接近。可以说，皮尔士的符号学理论起源于康德哲学。据说皮尔士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把它读得散了架的，而且这还是一本精装书。皮尔士符号学的中心内容是从自然主义角度解释意向性（intentionality）。皮尔士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康德提出的这样一个观点：不是由思想组成的对象（objects）——即不是由思想的基本结构所决定的对象——就是不可知的。心理对象和物质对象都是可知的，但康德说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不可知的对象。皮尔士一直试图否定这一点，而要否定这一点只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是否认存在不是由思想组成的对象，二是承认存在这样的对象但认为这样的对象是可知的。皮尔士先是选择了第一条道路，但因为找不到满意的答案就逐渐转向了第二条道路。也就是说，皮尔士的符号学思想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即承认存在不是由思想组成的对象或者说是存在于思想之外的符号，并试图解释这样的对象或符号。和皮尔士符号学一样，认知语言学同样反对笛卡尔的二元论。认知语言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莱柯夫与他的合作者约翰逊在他们的一系列著作中一直旗帜鲜明地反对笛卡尔的二元论，强调心智是具有涉身性的，理性是由身体塑就的，并声称他们的哲学理论是对西方思想的一场革命。他们认为，没有人的心智和身体像笛卡尔所说的那样是彼此独立相互分开的。不存在所有人共有的非涉身的超验理性，也没有人能仅仅通过自我反省就了解自己的心智。值得注意的是，心智涉身性这一认知语言学的哲学的根源来自康德。传统语言学最重要的概念是规则，认知语言学是一种基于用法（usage-based）而非基于规则（rule-based）的理论，在认知语言学里和规则最对应的分析单位是图式（schema）。这一认知语言学里广泛使用的术语可用于多种不同的语境，如意象图式（image schema）、事件图式（event schema）和构式图式（construction schema）等。康德是在认知表征语境中运用“图式”这一术语的第一人。在康德看来，图式是连接事物的具体感知（如我养的一条狗）和范畴（狗这一类别）之间的关键链，是架接在概念和意象之间的一座桥梁。但认知语言学对康德的观点进行了修正，认为图式是模拟神经激活的模型，图式能作为一个整体保存感知经验的拓扑轮廓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图式和意象是一样的。意象图式是丰富的意象，是具有涉身性的反复出现的体验模型，是儿童在早期发展过程中习得的。而且认知语言学认为，意象图式不仅仅局限于视觉模态，也存在动觉、听觉和跨模态的意象图式。

二皮尔士符号学与认知语言学的意义观

皮尔士认为，意义的基础是人类身体经验中的共性，普遍命题是可以从感知判断（perceptual judgments）即身体经验中推导出来的。因此，和传统符号学不同，皮尔士关注身体，强调身体是符号的先决条件，是我们的身体决定了我们的基本符号能力。在皮尔士符号学里，把身体和世界联系起来的是皮尔士的二级存在。在这里，自我（ego）和他者（other）首次相遇。二级存在涉及我们和外在事物的互动。在二级存在里，主体和被我们感知的事物都是千变万化的。但在三级存在里，由于主体和被感知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是受普遍规律控制的，因此二级存在的事实就可以具有明确的普遍性，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能用同样的符号进行表达和相互交流。一级存在、二级存在和三级存在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递进关系。也就是说，二级存在中包含着一级存在，三级存在中又包含着二级存在。符号属于三级存在，因而同时包含着其他两种存在。皮尔士是这样从符号学角度对意义进行解释的：他把解释项分为两组。第一组根据符号的目的论结构来分。（1）直接解释项（immediate interpretant）：是一种潜在意义，一个符号之所以可以解释就是因为其潜在意义。（2）动态解释项（dynamic interpretant）：是任何实际形成的解释项，可以因人因地因时而异。（3）最终解释项（final interpretant）：是另一种潜在意义，是对符号所做的切合解释目的的理想解释项，要通过慎重考虑才能最终确认。第二组根据皮尔士的显象学（phaneroscopy）进行区分。（1）情感解释项（emotional interpretant）：是感觉，是一级存在。（2）能量解释项（energetic interpretant）：是行动，是二级存在。（3）逻辑解释项（logical interpretant）：是思想，是三级存在。直接解释项可以是情感性的，能量性的，也可以是逻辑性的；动态解释项和最终解释项也是如此。比如说，一个符号的最终解释项可以是潜在的感觉，或者潜在的行动、潜在的思想，只要能够达到解释该符号的目的就行。需要强调的是，最终解释项和终极解释项（ultimate interpretants）是不同的概念。如上所述，最终解释项是根据目的论结构对解释项进行的分类，而终极解释项则是在逻辑解释项内部进行的区分，是完成对意指活动的解释所需要的。因此，解释项可以是最终的而不是终极的，也可以是终极的而不是最终的。两组对解释项的三分法之间没有矛盾，而且在皮尔士的符号分类中都是必要的。和皮尔士符号学一样，认知语言学也反对理性主义，强调身体的重要性，强调人类经验的重要性，强调人的身体的中心地位，认为研究人的心智和语言不能脱离人的身体，走的是经验主义路线。这一点在心智涉身性这一认知语言学的哲学观中就得到了充分体现。认知语言学反对乔姆斯基的语言学传统，认为我们对身体的感知先于任何概念，语言结构是以身体为动因的，身体是语言和思维的基础。认知语言学有两个核心假设，即基本层次概念（basic-level concepts）和意象图式（image schema）。基本层次概念来源于罗希（E. Rosch）的心理学研究。这一理论认为，人脑的基本概念是那些我们具有基本肌动（motor）经验的事物或行为，因此我们可以对它们形成简单的图式意象表征，其基本思想是，我们通过感觉肌动（sensorimotor）与这个世界的接触就决定了我们的基本概念。意象图式是涉身体验在认知层面上的体现，是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如容器等。这些概念来自人类先于概念的体验（pre-conceptual experience），且与之密切相连。这种对世界的体验是由人的身体直接调节和塑就的。这些概念的实质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人类的感知经历。认知语言学就是通过上述两大核心假设证实其体验观的。认知语言学的体验观认为，是我们身体里的神经机制和认知机制创造了我们的概念系统和理性模式。因此，要理解理性，我们就必须理解我们身体里的视觉系统、肌动系统和神经机制。身体与世界互动，从而将语境框架和常规框架强加于相关概念内容，这样语言和认知才能走到一起产生意义。换言之，我们关于这两个认知实体的知识都来自于我们的身体与客观世界的互动。它们属于两组基本的语义基元（semantic primitives），本身就具有内在的意义。这样我们就不必担心语言的指称为何物以及意义的基础来自哪里等问题，因为这两个语义基元本身从来就是有意义的。总之，认知语言学和皮尔士符号学都坚定地相信：现实世界的经验是完全通过感知协调的，而感知又与人的解释密切联系在一起。对皮尔士来说，意义是靠解释得来的，不解释就没有意义。同样地，认知语言学强调识解（construal），承认语义具有意象成分（imagistic component），承认识解在意义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认为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去构想和描述同一个情境。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从对意义理解的角度来看，这两者之间在本质上是相容的。

三皮尔士符号学与认知语言学的符号观

尽管晚年的皮尔士对符号进行了较为复杂的综合分类，但他最初对符号所做的分类依然是最重要的。早年的皮尔士把符号分为“象似符”（icon）、“指示符”（index）和“象征符”（symbol）三大类别，三种符号与其所指对象之间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关系。（1）若符号和它的所指对象之间的联系依赖的是各自性质上的某种相似性，这种关系就是象似关系（iconic relation）。例如，地图作为代表实际地形的符号，其形状和实际地形之间有着明显的相似关系，其关系就是象似性的，地图也就是一种象似符。（2）若符号仅仅是通过它与对象之间的某种关联（如时空相邻的关系、因果关系）而指向它的对象，则二者之间是指示关系（indexical relation）。例如，蓝色条纹的水兵服和它代表的水兵身份之间并无任何实质上的相似性，前者能代表后者是因为它们常常出现在一起，即这里的蓝色条纹水兵服就是一种指示符。（3）若符号和对象之间的联系完全靠规约，则它们之间是象征性的关系（symbolic relation）。典型的例子就是自然语言里的词语，如flower这个符号与其指称物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flower这个符号就是一个象征符。值得注意的是，皮尔士对符号的分类是体现了他的认知思想的。比如说，在皮尔士符号学里，界定所谓“相似性”（likeness）并不是客观的、基于逻辑的，而是一个“心理事实”（mental fact），即感知中的相似性。我们甚至有理由相信，皮尔士显然是想把他的符号学构建成一种认知理论的。同时，也正因为皮尔士的这种认知视角，我们可以发现在皮尔士的三大符号分类与认知语言学的三大基本概念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

象似符和象似性之间的关联是最明显的。事实上，象似性（iconicity）这一概念最早就是皮尔士提出的，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则进一步推动了象似性的研究。认知语言学的一个基本主张便是语言结构直接映射经验结构，象似现象因而被视为支持这一主张的强有力证据。近年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大量的语言研究结果表明象似性存在于音位、形态、句法和语篇等各个层面。在皮尔士讨论的三种符号中，“指示符”（index）是最复杂的。指示符即用于指示的符号（indicating signs），属于最简单和最基本的，但是在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交际等复杂符号过程中指示符至关重要。皮尔士认为，要找到完全不具有指示性的任何符号是几乎不可能的。西比奥克详细证实了指示符与转喻之间的关联，本文不再赘述。最后，象征符与隐喻之间的关联也是显而易见的。当符号这一实体依靠规约代表所指对象这一实体时，两者之间就构成了象征性的关系，而当一个实体代表另一个实体时，两者之间也就形成了隐喻关系。两者之间所不同的是，象征符既是它自己，又代表了别的东西，是感知的与暗含的两方面的结合。换言之，象征符表面看来是自己，但其实可能暗含着读者不知道的意义。比如说，岩石可能象征着一个人的坚强，但也可能象征着表面坚强但内心脆弱。隐喻则是将两者作比，并将两者看做完全等同，但一个实体只有部分特征被投射到另一个实体而不是全部。运用隐喻将两者进行比较往往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或者创造一个意象，如说“那个女人是棵墙头草”，其实是为了说明她“风吹两边倒”的特征。再举一例，在美国女作家洛丽·摩尔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中，女主人公接受热石按摩，作家并未明确将热石的冷却与她失败的婚姻作比，因为热石在故事里只出现了一次，而按摩则是出现了无数次的，所以我们不能说热石象征着她失败的婚姻，只能说热石是一个隐喻，暗示着她失败的婚姻。而且热石仅仅是热石，没有什么潜在意义。总之，皮尔士在发展其符号学理论时是考虑到知识理论和心智理论的。从本质上来说，皮尔士的符号学理论是一种认知理论。他在著作中反复运用“概念”这一术语也是有力的佐证。皮尔士的符号学思想对当今认知和语言理论的发展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这一点随着人们对皮尔士符号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将会得到进一步证明。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也可以进一步丰富符号学研究的内容，两者应该彼此互相学习，共同发展。

本文来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作者简介：苏晓军，男，江苏如皋人，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符号学以及文体学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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